大江東|推改革、愛較真，在滬代表委員硬核履職

受疫情影響，今年的全國兩會格外短。5月27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閉幕。按日程，5月28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也將閉幕。

兩會即將結束，但作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社會的高濃度關注并未散去。近十天的熱搜榜上，明星軼事少了，關于代表和委員建議、發(fā)言引發(fā)的討論變多了。

“建議高鐵票改簽允許兩次”“上海36位代表聯名建議推廣分餐制”“建議知網對國內用戶免費”……

圍繞代表、委員們提出的一個個議題，互聯網上騰起一輪輪熱議，有力挺、有吐槽、有誤解、有爭論，也引出一個大家長久談論的話題——“代表、委員應該怎么當？”

在上海，有5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和1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每年兩會，都會和他們相遇，他們怎樣工作，如何履職，在會場上堅持什么，想要改變什么？且讓我們認識其中的幾位。

改革，是一種常態(tài)思維

■張兆安代表在全團審議上發(fā)言。

5月22日晚7點，一場特殊的采訪活動在北京飯店舉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駐地，4位來自上海的全國人大代表走進此次會議新聞中心設置的視頻采訪室，在“云端”接受各地記者采訪。

采訪主題是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作為該領域專家，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張兆安代表第一個出場。

一開口，他就拋出“驚人”觀點：“希望把自貿區(qū)一些政策延伸到長三角生態(tài)綠色一體化發(fā)展示范區(qū)，有可能的話，把示范區(qū)直接納入自貿區(qū)范圍內�！庇绕湓诜�務貿易方面，可以有更大作為，比如示范區(qū)內，外資是否可以辦醫(yī)、辦學或開免稅店。

示范區(qū)劃進自貿區(qū)？是否有些“大膽”？這樣的話出自張兆安之口，一點不奇怪。

記得第一次拜訪他，是在上海社科院，談的也是長三角，一個小時，將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的來龍去脈、現實意義講的清清爽爽，印象最深的，是他關于學術研究的看法，大意是，“做研究、提建議，一定要實在，直擊要害，搞花頭沒意思�！�

2018年全國兩會，張兆安首次提出將“長三角一體化”提升為國家戰(zhàn)略；2019年全國兩會，他提出，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qū)要解決行政壁壘問題。涉及國家重大改革舉措的建言，在他口中，像談平常家事。

就像今年談到示范區(qū)和自貿區(qū)時，面對鏡頭，他不假思索，“示范區(qū)建設，應該有兩大任務，一個叫深化改革，就是制度創(chuàng)新；還應該有一個任務，就是擴大開放�！�

“在大的開放背景下，假如能在示范區(qū)把制度創(chuàng)新和擴大開放進一步結合起來，示范區(qū)發(fā)揮的示范功能肯定會更強�！痹谒�的意識里，改革并非總是石破天驚，更應是一種常態(tài)化思維。

長三角示范區(qū)地處滬蘇浙一市兩省交界處，“三地都有自貿區(qū)了，上海是第一個。假如把自貿區(qū)擴大開放政策延伸到示范區(qū)，把示范區(qū)作為自貿區(qū)一部分，對自貿區(qū)建設是不是也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聽他這么一說，一些看起來大膽的舉措，其實是順其自然的思考。

示范區(qū)的擴大開放，是在跨行政區(qū)域載體上擴大開放，做這樣一種嘗試，對全國區(qū)域協調發(fā)展、跨區(qū)域制度創(chuàng)新和擴大開放，示范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張兆安說，“若有這樣的嘗試，示范區(qū)作用可能比想象中還要大�！�

較真，是人民代表的底氣

■樊蕓代表。

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樊蕓是這兩年上海代表團最受關注的代表之一。因為她愛較真，總說大實話。

“有些上市公司高管拿了幾百萬到一千萬的年薪，就是不分紅，我們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證券法定格處罰只有60萬，解決不了問題，像趙薇割韭菜賺了幾十個億，不止一項罪名，加起來才罰70萬！”

“我去年提出頂格處罰力度不夠，現在即使提高到兩千萬元頂格處罰，與上市后帶來的十幾個億、幾十個億收益比較，還是有人會鋌而走險，建議一旦發(fā)現作假，嚴格執(zhí)行退市制度！”

她語速飛快，對有問題的人、公司，不回避、不客氣，指名道姓、一針見血。這是人民代表的底氣，也是她個人性格的銳氣。

對樊蕓代表的線上線下采訪，一共只有4次，每一次，她對問題單刀直入的態(tài)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去年，“割韭菜說”大熱，記者們來到上海代表團駐地對樊蕓圍追堵截，面對“長槍短炮”，樊蕓對已說過的話題熱情不高，反而講起她調研脫貧攻堅時的遭遇。

安徽一處農村，返鄉(xiāng)青年在山上開了農家樂，不遠處山下的農家樂年收入頗豐，但青年自家一年進賬寥寥，整個村子也都不富裕，原因是上山的路太窄，游客不方便。

路窄且難修，是因為剛好在兩個地市交界處，兩地都不愿“投資”。樊蕓自己聯系推動村民集資修路。但山下村子不配合，仍舊難成�！澳銈円�不要一起去看看？”樊蕓唏噓之余，現場直接招呼記者們和她一起調研，幫助解決難題。

這幾年，她對財政預算報告刨根問底，對各部委官員“毫不客氣”反映問題，在媒體眼中，這已是樊蕓代表的履職“標配”。

她的較真，也體現在采訪中。去年兩會，因為一些表述，半夜1點多鐘，她還在微信回復東弟提問，逐句修訂，力爭讓每句的表達都清晰。

面對樊蕓，不做功課的記者會沒有底氣，沒有做好工作的公仆也會心里打鼓。人民代表，就要為人民說話，這個簡單的邏輯，在樊蕓代表身上體現的很深刻。

追問，是解決問題的基礎

今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一共舉辦了4次線上發(fā)布會，致公黨中央委員、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代表參加了3次，關于長三角示范區(qū)、民法典和上海市城市“一網通辦”“一網統(tǒng)管”。

三場發(fā)布會，他的發(fā)言有同一個指向，提問題——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對長三角生態(tài)綠色一體化發(fā)展示范區(qū)，在他看來，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共保聯治方面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zhàn)。不僅是區(qū)域間規(guī)劃不協調，還存在區(qū)域間標準不統(tǒng)一，區(qū)域間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形成等問題，“比如上下游水污染治理，利益怎么協調、責任怎么分擔、如何構建相應的補償機制，首先要有規(guī)劃，這是第一步。”

對于民法典中個人信息保護，他建議在保護有形的物理空間隱私的同時，也要保護虛擬網絡空間隱私權。大數據時代，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刻不容緩，比如采集到的人臉信息如何保護？在公共利益中，可以合法利用，同時必須嚴懲非法濫用采集信息的行為。

對于一網通辦，“還是要在高效、便捷、精準上發(fā)力，比如說辦車輛年檢，在我腦海里，就是我不要動，所有事項你都給我辦好了，現在完全可以做到，所有手續(xù)辦好了，你把那兩張證寄過來，我出個快遞費就可以——變被動為主動，這是精準的含義�！�

不斷提問、追問，不滿足于眼前的成績，提出更高要求，希望更好水平，這是邵志清代表接受采訪時最鮮明的特點。

27日，就民法典草案中的侵權責任，東弟與他交流，談起網絡侵權案件中用戶和平臺等各主體責任，他打了個形象的比方，“一個人買了菜刀去行兇，商店要不要承擔責任？如果賣的是管制刀具，又該怎樣承擔責任？”

“網絡時代，傳播快而廣，一旦發(fā)生侵權，影響呈指數型、爆炸性增長，如果不對平臺適度規(guī)制，潛在的危害巨大”，他對民法典這一編中對網絡侵權責任主體的認定十分肯定，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條原則比較明確，但具體實施還需要更多細則。是不是可以把實踐中比較好的做法，上升到基礎性規(guī)定呢？”

希望像邵志清代表這樣的習慣性追問，多些更多些。

法治，是信仰和理念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呂紅兵委員，是很多媒體人的老朋友，僅在大江東工作室以及所屬的人民日報社，就有很多記者和他相熟。

作為律師，呂紅兵對法治有真誠的追求。

今年2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關于全力做好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決定》緊急出臺，授權上海市政府可以就防疫采取一系列緊急措施。

在征求意見階段，呂紅兵一口氣提出15條意見建議�！傲暯�平總書記強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tǒng)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他說，這個《決定》是貫徹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重要舉措——“抗疫”，也要依法依規(guī)，規(guī)范有序，有條不紊。

“律師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以精湛的專業(yè)服務，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就應該是公平正義守護者，和檢察機關一起，各司其職，為人民法院公正裁判，提供事實和法律依據”，去年兩會的“委員通道”，他說，做律師，就要秉持法律信仰、堅持法治信念，對委員履職來說，也是如此。

今年赴京參加兩會前，呂紅兵一口氣發(fā)給大江東工作室7個文件，均是他打算提交的提案，內容包括完善我國醫(yī)藥儲備法律制度，完善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下社區(qū)主體及相互關系法律制度，完善《行政復議法》，完善我國應急征用法律制度，完善食用野生動物刑事立法，完善傳染病疫情防控信息報告、預警和公布法律制度，完善醫(yī)務人員權益保護立法。

其中醫(yī)務人員權益保護的內容一經報道，就迎來了廣泛關注。與政策傾斜不同，他想在法律上給醫(yī)務工作者最實在的支持和保護。

法治，是一種方法，一種習慣，一種追求，一種責任。

又是一年兩會閉幕，代表委員們離開人民大會堂，返回各自崗位。肩負人民重托，不僅是榮譽，更是使命。我們期待，新一年里，代表委員們走得更深入，傾聽更多民聲，了解更多民意，繼續(xù)較真，把責任擔當落到實處。